禮贊九秩，傳承初心丨雷達工程教育的奠基人畢德顯

編者按：百年征程波瀾壯闊，九秩西電風華正茂。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院起源于1952年創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通信工程學院的雷達工程系，是國內最早開設雷達、微波天線、電子對抗等專業的院系之一。經過70年的建設發展，形成了鮮明的電子與信息學科特色和優勢，在雷達、天線與微波、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等領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標志性成果，培養了一大批院士、高級管理者、專業領軍人才和三萬多名相關領域的優秀校友，為國家建設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

近年來，電子工程學院傳承西電紅色血脈，積極營造“立德、精業、創新、引領”的辦學文化，在建校九十周年之際，學院開辟“禮贊九秩，傳承初心”專欄，系列報道數十年來各專業開拓者、學科建設者、突出貢獻者的事跡材料，展現學院前輩為國奉獻、砥礪奮進的情懷與擔當，并以此激勵全體電院人團結拼搏、奉獻一流，為建黨百年和建校九十周年貢獻電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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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工程教育的奠基人

—摘自《畢德顯》第五章

周總理批準調入軍委工校

1951年10月25日，一個平常又很不平常的日子。

大連大學工學院院長屈伯川的辦公室。

屈伯川坐在一個大辦公桌后的藤椅上，畢德顯坐在他的對面，兩個人開始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對話。

畢德顯：“屈院長，找我有事嗎？”

屈伯川：“畢教授，軍委工校已經來人了，要調你和你們系過去。這可是周總理批準的呀！怎么樣？”

“周總理批準的？全部過去？”畢德顯透視般久久凝望著屈伯川。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決定，他既有些興奮，又有些惋惜。

“是啊，這是國防建設的大局，你可是這盤棋上舉足輕重的一個‘帥’呀！”說這話時，屈伯川站起身，來回踱著步。他接著說：“你是知道的，組織上費盡周折把你們這些從國外回來的大教授集中到大連來創辦這所大學，我們的事業才剛剛開了個頭，我從內心舍不得你們走。可是，哪頭輕，哪頭重，我們是掂量得出來的，我這是不得不忍痛割愛呀！”

聽到這里，畢德顯又一次真真切切感到了使命的神圣，肩上的分量。他知道，這是祖國的召喚！他眼眶有些濕潤，起身握著屈伯川的手：“中央政府的決定，我無條件服從。請屈院長放心，我將畢生為國防的強大貢獻力量！”

成立軍委工校的序幕，拉開于共和國誕生前夕。

1949年3月5日，在解放戰爭節節推進、蔣家王朝行將就木的隆隆炮聲中，在河北省平山縣召開了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

在民主革命勝利在即，新中國的太陽正冉冉升起的歷史大轉折前夜，一場比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更加偉大，比“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更加艱巨的新戰役正在運籌帷幄之中：迅速將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從戰爭轉為建設。

與此同時黨中央、毛主席高瞻遠矚，已經著手籌劃新中國的國防建設。

3月31日中央軍委正式下達通令：“擬即舉辦一所機要通信干部學校，并附設高級研究機構。”根據聶榮臻代總參謀長的提議，決定以華北軍區電訊工程專科學校為基礎，擴建成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機要通信干部學校”隸屬中央軍委直接領導，簡稱“軍委工校”。校址設在察哈爾省（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東郊一個叫東山坡的地方。

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親自選定了校長，提出辦學方針。任命原軍委二局局長，時任第四野戰軍副參謀長的曹祥仁同志為軍委工校校長兼政委。5月，籌備組宣告成立并開始工作。

塞外重鎮張家口，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但由于這里氣候條件惡劣，土地貧瘠，風沙大，亂石多，經濟十分落后，使這個具有1600多年歷史的古城直到解放大軍進城也不到80萬人口。

東山坡，原是日軍的兵營，抗戰勝利后又成了國民黨部隊的駐防地。戰爭留給它的是一片殘垣斷壁，到處雜草叢生，連一條像樣的路也沒有。在齊人深的草叢中經常有豺狼、野狗出沒，十分蕭條、凄涼。

面對此情此景，軍委工校的第一代創業者們沒有被困難所嚇倒，為了建設新中國，建設自己的學校，大家有的是高昂的革命熱情。

兵分三路去各大城市招聘教師，一如南征北戰時期的招兵選將。

師生日夜參加建校勞動，號子聲驅逐著荒涼，歌聲中飄揚著希望。校舍、醫院、圖書館俱樂部、電影院、浴池……一所新型軍校的雛形，就這樣在戰爭的廢墟上扎下了根。

與現在的校園相比，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簡陋。而與物質條件之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精神上的富有。當年的學員回憶說：“那是一個喜悅的年代，同甘共苦的年代。”很多學員畢業多年還時常想起那段令人難忘的日子。當時的《軍委工校校歌》，唱出了第一代開拓者的豪情：

生在勝利的人民時代，為了鞏固和平，

我們要建設人民的國防。

鞏固和平、建設國防，

我們要擔起千斤的重荷。

我們熱愛自己的祖國，不怕困難，不怕艱苦。

戰斗的生活，戰斗的學習。

緊張團結，堅定靈活。

實事求是，養成勞動人民的風格。

同志們，快集中意志，整齊步伐，

燃起人類解放的烈火，

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

從軍委工校臨時黨委1949年8月2日的文件中，我們可以讀出超前的思想火花，半個世紀后我們應對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科技強軍方略，那時已開始萌芽：“開辦此學校之總方針系為長遠的工作需要著想，培養中高級機要通訊技術干部，為新國防建設之一部分。根據對日戰爭時期工作之經驗，無論偵察、通訊、機要如像對付現在以美帝為主的那樣具有高度科技的敵人，若無長期之準備和政治文化技術方面均有相當修養之干部則會遇到很大的甚至不能完成任務的困難，采取臨時抱佛腳的目光短小的打算則將犯下不可寬恕的帶歷史性的錯誤。

這一辦學宗旨充分體現了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遠見卓識。

以下事實足以證明我黨我軍的核心領導集體對軍委工校的厚望：共和國誕生的次月——11月27日，軍委工校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和聶榮臻代總參謀長都為學校題了詞。軍委作戰部部長李濤、通信兵部部長王諍等前來祝賀。

歷史將會永遠記住這所我軍最早組建的工程技術學校。它標志著我軍院校從專科性質的初級學校向正規大學過渡；從為革命戰爭服務向為國防現代化建設服務的過渡。

1950年2月，軍委工校第一任校長曹祥仁奉調擔任中國駐保加利亞第一任大使。3月29日，軍委任命作戰部部長李濤兼任軍委工校校長、政治委員。4月初，學校進行機構調整，按專業劃分為一、二、三部，各部類似大學的分院，是相對獨立的教學單位。在業務工作上接受軍委各有關業務部門（軍委通信兵部、技術部機要局）的領導。

新中國的誕生使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一場以現代科技為先導的軍事技術革命正在悄悄到來。逃竄到孤島上的國民黨政權也在叫囂“反攻大陸”。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審時度勢，適時提出了建設現代化、正規化國防軍的任務。這無疑對通信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迫切需要培養一批適應現代化國防需要的通信工程技術人才。這種高層次人才如何生成？ 顯然，原有的采取速成方式單一進行技術訓練的方法是不行的，就是新組成的軍委工校一部也難擔當此重任，因為，當時的一部領導層大多是從戰爭年代辦短訓班起家的。教員奇缺，尤其缺高水平的教授，從國外歸來的知名教授更是一個也沒有。“當時一部只有59名教員，還包括6名中央大學的四年級學生。我和韓克樹（副主任）都分別兼上電工和數學課。”一部主任孫俊人的回憶道出了當年教員捉襟見肘的狀況。

1951年9月，時任東北軍區通信處長的江文進京向軍委通信兵部王諍部長匯報工作。正值軍委工校決策層到處尋找高水平教員的時候，主管部的部長自然將此事記在心里。

王諍問江文：“東北有沒有通信工程方面的高水平教授？”

江文說：“大連大學工學院有個畢德顯，很有名氣，是從美國回來的大教授。”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王諍聽說后，立即去請示周恩來總理。沒想到身兼軍委副主席的周總理站得更高，想得更遠，不僅同意調畢德顯，還建議將他領導的電訊系全部劃歸軍委工校。這令王諍興奮不已：“這可都是寶貝呀！”

兩天后，周總理親自出面與時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林楓商量，正式確定將大連大學電訊系全班人馬，包括畢德顯等26名教員及在校學員調到軍委工程學校一部。

決勝千里之外。正規培訓高、中級通信技術人才之役的沖鋒號吹響了。

1952年2月29日，時年44歲的畢德顯開始了人生歷程中的第二次戰略大轉移：帶著全系的211名師生離開風光秀麗的濱海城市大連，來到沙飛石走的塞外重鎮張家口，投身到國防通信現代化的行列中。

創辦雷達工程專業

畢德顯和他的助手們進入到新型軍校受到熱烈歡迎，得到校方盡可能的關懷和照顧。

他們大都被安排在教員住宅區的高級住房內：那里有10幢房子，一共住了20戶，畢德顯和講師蔣同澤（蔣住兩間小屋）住在第一幢。所謂“高級”，是與其他房子比較而言。其實，這些房子原是日軍的尉官營房，連廚房、衛生間也沒有，不但與畢德顯一家在大連大學住的獨門獨戶的日式小洋樓不能相提并論，就是眼下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見了，也會覺得簡陋得近乎寒酸。

但畢德顯他們不是沖著這里的物質條件來的。他們感興趣的是，新型軍校處處充滿著青春和朝氣，校園內不時傳來陣陣歌聲，官兵關系是那樣的融治。井然有序的軍校生活，給他們一種別有洞天的感覺。

第三天上午，艷陽高照。一部主任孫俊人來到畢德顯的住處，看望畢德顯一家。他倆不是初次見面：孫俊人便是去大連接畢德顯來院的軍校代表。他1938年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后投奔延安，一直在王諍的領導下從事通信技術工作。

由于屋內的書籍、雜物尚未完全擺好，一時還真找不到一個可坐下來的地方。孫俊人忙說：“不必了，我是來專門請您去談談的。”

于是，兩個人來到不遠處的一個會議室里。會議室寬敞明亮，裝修講究。一打聽，原來是個“笙歌舊院落”：曾是侵華日軍阿部中將的司令部，后來又成了傅作義將軍的司令部。

入座后，孫俊人興奮地說：“你們這一來 ，我們的師資實力就相當雄厚了，可以說在全國也屬于領先的。這下我們可真是辦大學了。”

很快，他們的談話轉入了正題。孫俊人誠懇地望著畢德顯：“畢教授，下步有什么想法嗎？”

對今天的談話，畢德顯似乎早有準備，或者說有某種預感。

這些天來，畢德顯一直在思考著一個問題，就是想創辦國內第一個雷達工程專業。因為自己在美國最大的無線電公司工作過，親眼目睹了發達國家在這一最新科技領域的巨大投入。當時他就預見到，這將是繼核武器之后又一項加入軍事較量的常規兵器，誰掌握了這門技術，誰就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他還記得，當年他和袁家騮到這些要害地方去參觀，他總是做有心人，用行家的眼光看門道，憑腦子記，回到宿舍再一點點拼湊起來，整理成筆記。因為美國人有話在先：“不準拍照，不準記錄。”

學成文武藝，貨于帝王家。祖國就是他心中的上帝，人民軍隊是他心中的“王師”。新中國的國防不能沒有這個東西，軍隊不能沒有這方面的人才。前幾年自己也有這個打算，招聘的教授都是這方面的專家，但苦于條件所限，想搞而沒有搞起來。現在進了軍校，該是時候了……

想到這，畢德顯清了清嗓子，扶了一下眼鏡，非常慎重地說：“我建議創辦一個雷達工程專業，因為將來國防太需要它了。這個專業就從大連過來的3個班級187名學生開始，他們基礎都打得很扎實，能學好。”聽到這，孫俊人立即走過去，握著畢德顯的手說：“太好了，我們支持你！”

2001年4月，接受筆者采訪時，孫俊人說：“很多人都以為成立雷達系是軍委下達的任務，其實最早是畢德顯提出來的。他的建議符合軍委‘建設現代化國防’的軍事戰略方針，當然一拍即合。這既表現出他高度的革命責任感，又顯示了他超凡的遠見。畢德顯的功績，歷史不應該忘記！”

歷史不應該忘記的，還有與畢德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人們。畢德顯一生的不朽業績和成就中，也有他們的功勞：識其人、用其才的伯樂們為他提供了施展才華的環境；志同道合的同僚、同事、助手和學生與他互補互動，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孫俊人不就是其中可敬可佩的一位嗎？

這次談話后不久，1952年5月，軍委工程學校一部正式擴建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孫俊人被任命為副院長。因院長暫缺，他成了這所學院初創時期實際上的一把手。

不久，雷達工程系（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院前身）宣告成立，畢德顯被任命為雷達教授會主任，后來又擔任了孫俊人親兼主任之職的校務委員會副主任。與他共進退的一群來自大連工學院的“通工”的元老個個了得：

吳鴻適教授，微波電子學家，美國留學博士。

朱曾賞教授，通信專家，美國留學碩士。

胡征教授，通信專家，美國留學碩士。

周光耀教授，微波電子學家，美國留學碩士，有上海交通大學“神童”之譽。

李祖承教授，雷達專家，英國深造回國。

5位教授幾乎清一色是留學歸國的專家、學者，不難看出“通工”起步之高。正是他們，在通信工程學院的大纛下，與畢德顯一起沖向雷達、信息、電子工程的制高點。

難怪孫俊人50年后談起這件事時用了“偉大”一詞：“畢德顯進入軍委工校，這是我軍軍事史上一個偉大事件，他帶來的不僅是正規大學的辦學模式，最主要的是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思想。”

第一代創業者中的第二梯隊，有黃玉珩、鄭還、蔡希堯、張萊等，大都是來自中央大學和浙江大學的高材生。

畢德顯和他的戰友們，開始了中國雷達工程專業的艱難起步。

雷達，英文縮寫詞radar的音譯。原意為“無線電探測和定位”。這個神奇的“怪物”是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需要催生的產物。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飛機對戰局的影響越來越大。當時，對付敵人轟炸的辦法一是靠躲，飛機來了，大家跑到防空洞里去；二是用高射炮或用戰斗機上去打，但這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做準備。所以要減少空襲損失，必須提前知道敵人的飛機什么時候起飛，以及從什么地方飛來。

為了提前知道敵機來襲，當時，英國倫敦雇請一些聽覺特別靈敏的盲人，讓他們到高樓上去聽有沒有飛機飛來。由于聽覺終究有限，所以這種方法作用不是很大。以后有人設計了一種大型的聽音器這比起人耳來，可以聽得更遠些。但這種方法所能偵聽到的敵機方位也是很不準確的，更何況它不能測準飛機的距離和高度，所以對于防空作戰仍然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時的英國集中了不少人力和物力來專門研制一種能夠在遠距離發現飛機的儀器。1941 年春，英國人在無線電通信的基礎上經過不斷試驗搞出了第一部能探測飛機飛行方位的無線電裝置，取名叫雷達。

1941年5月10日17時40分，世界上發生了“幾百年來最為聳人聽聞的事件”——德國的3號納粹頭目魯道夫·赫斯投奔英國。飛機從德國西部一個不大的拉格勒費爾德機場一起飛，很快就被英國的雷達發現了。這是人們第一次領略雷達的神奇。

今天，雷達被譽為現代高技術戰場的“千里眼”。在無干擾的情況下，依靠雷達制導的導彈及其他武器系統，幾乎具有百分之百的命中率。現代戰場上，雷達部署的廣度和密度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據外軍測算，一架戰術飛機在作戰地域上空300米以上飛行時，可能會受到來自地面800-900部雷達的探測追蹤。因此，摧毀敵方雷達以首先奪取制電磁權，進而奪取制空權和制海權，已成為現代戰爭的一般程式。

我國雷達的研發、生產，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國產化、系列化了，對部隊落實“新三打三防”的作戰構想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某固態L波段多普勒雷達，裝有敵我識別器，具有同時自動跟蹤10個目標的能力，即使在電子反制情況下，仍能有效運作。目標一旦被識別為敵機時，此目標參數即由自動化數據鏈傳輸給武器系統進行接戰。

可是，50多年前，畢德顯帶領他的同事們創建雷達專業時，我國的雷達制造業幾乎是零，雷達工程教育更是一片空白。

抗戰勝利后赴中國臺灣接收日本雷達、1950年成了畢德顯領導的大連大學工學院電訊系的一員，又追隨他來張家口共同開拓雷達工程教育的黃玉珩說：“那時國人很少知道雷達是什么玩意兒。只是學術界極少數人對雷達技術給予重視，其中就有畢德顯。”

對雷達的作用獨具慧眼，使畢德顯成了雷達工程教育的先驅者。早在1947年，中華自然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不定期雜志《科學世界》，發行了一期《雷達專號》，就是由徐璋本、畢德顯主編的。不少科技界權威，如當時中央研究院總干事薩本棟教授以及清華大學孟昭英教授都為該刊撰寫了文章，這是國內最早介紹雷達的刊物。能擔任主編一職，可見畢德顯那時的學術水準。

為了高起點、高水平地創辦雷達工程專業，畢德顯傾注了大量心血。其主要貢獻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設計構建了雷達工程專業的課程體系

畢德顯以世界著名工科大學課程設計為參照系，著眼于新學科的跨越性和前瞻性，立足于國防的需要和可能。既注重打基礎又注意跟蹤學科前沿，既注重使用維修又兼顧設計制造，精心設計專業課程內容和教學計劃，設計并制作實驗設備，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指導大家順利地完成了籌建工作。當時，除公共課外，雷達專業要比無線、有線通信工程專業多開4門課程。

二、建立了學科專業教材體系

發黃的封面，發黃的再生紙。這是由畢德顯掛帥編印出來的第一套雷達專業教材，與如今外包裝越來越豪華的書籍相比，實在“土”。但刻成蠟紙油印上去的內容卻“洋”得驚人：畢德顯想方設法，多次請人幫忙購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輻射實驗室編寫、仍在出版之中的一套雷達巨型叢書，全套28本，到1954年才基本購全。與這套叢書的陸續出版、購買同步，他組織教員在翻譯、消化的過程中形成教案并不斷充實之。如此譯編而成的首部教材，吸收了這一學科當時的最新科技成果，最接近國際學術前沿。應當說，這些教材是比較深的，但由于他反復抓試講，注重充分調動教學雙方的積極性，使得第一期學員的教學質量就非常滿意。

到1954年年底，在畢德顯及其同事們的忘我工作下，雷達專業14門課的全部教材基本編寫完畢。

畢德顯當時的助手、曾任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計算機系主任的蔡希堯教授說：“教材問題是創辦初期最大的問題，因為國內沒有一本這方面的教材，而畢老又最看重教材建設。”

是的。開辦雷達專業之初，畢德顯講授天線課。他在蔣同澤、葉根涵的協助下，翻譯出版了蘇聯愛金保著的《天線》一書，這是我國翻譯出版的第一本天線專著。1956 年之后，他又講授“電磁場理論”，把這門深奧玄妙、抽象難懂的專業基礎課講活了。這除了他扎實的理論功底和實踐能力外，還是應該歸功于教材的高水平、高質量。20世紀80年代中期，畢老以自己的教案為基礎，用其幾十年的學術造詣和教學經驗熔鑄而成的編著《電磁場理論》，由電子工業出版社出版后，很快就被全國20多所工科電子類院校選為教材，視為經典：2000年，國家科委組織20世紀學術大典評選，《電磁場理論》以高票入選。

三、培養、造就了一支高素質的教員隊伍

1952年給第一屆學員講授雷達時，由于師資匱乏，主持雷達系教學工作的畢德顯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不細分一些獨立的專業課程，而是按一門大課統一講授，由各方面專家共同承擔。其中天線理論由他自己主講，微波電子管由吳鴻適主講，微波原理由周光耀主講，雷達接收機由李祖承主講，而每個主講都配備1-2名助手。這招真靈，一屆講下來，助教們也都能獨當一面了。從第二屆開始，就把雷達分為許多獨立的專業課程，并逐步讓年輕人“放單飛”。

與此同時，畢德顯在雷達系培養了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和學術研究氛圍。他積極引導大家關注學科前沿，研究學科的最新發展動態，研究探索科學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甚至研究教育心理學、行為學。他認為，這種學術研究的風氣對教員素質的提高對學員的熏陶和培養是不可或缺的。

從這一時期起，畢德顯淵博的知識和教育家的風范，就讓各級領導和師生心悅誠服了，大家都向他請教、模仿，名教授的作用也就體現出來了。畢德顯的學生，中國科學院工程院兩院院士王越說：“畢老沒有開不了的課，沒有解答不了的問題，這個印象在那個時候就形成了。大家都以能聽他一堂課為享受。”所以盡管當時“通工”人才濟濟，但畢德顯始終處在“帥”位上。

1953年7月，第一屆雷達工程甲班畢業，保錚、戴樹蓀、強伯涵、徐越彥、曲禮慧等留校，大大充實了師資陣容。

畢德顯親手培養的這支高素質的教員隊伍，一代傳一代，對“通工”和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日后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

四、倡導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學風

畢德顯在領導教學中，非常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注重動手能力的培養。盡管當時條件很艱苦，他總是想方設法多開些實驗課，鼓勵甚至和教員一起動手設計、制作實驗設備。

當時青年助教張萊設計、制作了一個模擬跟蹤實驗器，效果很好，形象直觀，確實像模擬跟蹤雷達，看完演示，學員們對跟蹤原理很快就掌握了。對此，畢德顯大加贊賞，大家動手做實驗器材的熱情更高了。

在此期間，畢德顯完成了一件在我軍通信兵歷史上曾留下重重一筆的大事，以至于事件的當事人，原總參通信部崔倫部長1983年3月在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十分動情地重提發生在30年前的一段往事——畢德顯教授研究坑道內埋地天線理論，用以教育與會人員要刻苦學習科學技術，當祖國和人民需要的時候，能挺身而出，為國效力。

事情是這樣的。

1952年5-6月間，朝鮮戰場上，敵人攻占我190.8高地陣地時，我軍一個班的戰斗人員被圍困在坑道內。后面的部隊以為坑道內沒有我們的人了，不準備奪取該陣地。被困于坑道的這個班帶有一部步談機，步談機員叫徐福才。正當其他人情緒低落、喪失突圍信心時，徐福才急中生智地說：“你們不要急，我再想辦法與地面聯系。”于是，他將天線埋在坑道內。這一招果然靈驗，不出洞就與上面溝通了聯絡。后面的部隊立即反擊，奪回陣地，救出了被困人員。以后又與敵人反復爭奪該陣地，取得了坑道戰的寶貴經驗。

當時任志愿軍司令部通信處長的崔倫得知此事后，派車將有關人員接到通信處召開座談會，以總結、推廣那位年輕的通信戰士創造出來的坑道通信經驗。可大家無法從理論上加以解釋，只是把它看作偶然發生的奇跡。

在坑道內天線埋地能發送信號是不是普遍規律？其機理何在？他們打電話向國內技術專家請教，通信兵部領導首先想到畢德顯。畢德顯聽說是志愿軍前線遇到的難題，便日以繼夜地查資料，搞計算，3天之內向上級遞交了報告，用科學、淺顯的語言闡述了天線埋地傳播信號的機理，給天線埋在地下能夠實施通信聯絡的實踐找到了科學的理論根據，為朝鮮戰場志愿軍推廣坑道通信經驗做出了貢獻。

歸國后，崔倫經打聽才知道這位技術專家就是畢德顯教授。

這可說是畢德顯第一次直接為國防第一線釋疑解難，他的內心充滿著喜悅。可他是個從不張揚個人業績的人，所以當時知道此事的人并不多。3個月以后，畢德顯才將他的研究成果為教員們開了一個講座，因為他考慮再三，覺得通過講座可以倡導一個良好的學風：理論與實際結合。當時聽過講座的陳顯治教授回憶說：“講座吸引了很多人，使大家覺得理論和實際的結合離我們是那樣近，畢老為大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1953年春天的一個上午，學員們發現操場邊忽然多了一個“怪物”：一個支架，一個牛排天線，一個碗口大的顯示屏，擺在那兒不停地轉悠。這引起了大家的濃厚興趣，都爭著來看，晚上還安排學員輪流站崗，把它當“寶貝”，生怕有人搞破壞。原來，那是一部日本制造的早期小型米波雷達，抗戰時期的戰利品，是在畢德顯的多次呼吁下，軍委通信兵部才將它調撥來的。此前，除了他和黃玉珩外，誰也未曾見過雷達。畢德顯讓教員利用這部雷達講原理，讓每個學員動手開機，學員學習雷達的興趣更濃了。此后，上級又陸續調撥來美式、蘇式先進雷達，最多時雷達系有各式雷達和雷達干擾機100多部，這為學員實習提供了保障。

僅兩年時間，雷達專業就開出了近20個實驗課。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

1953年7月13日這一天，畢德顯格外高興。張家口東山坡“通工”校園內，陽光明媚，和風習習，彩旗標語把校園裝扮得像節日一樣美麗，廣播里遠遠傳出陣陣激揚的歌聲，第一屆雷達工程專業本科班圓滿完成學業畢業了。這是新中國軍校培養的首批正規大學畢業生，這是畢德顯帶領的雷達工程系（電子工程學院前身）為黨、為軍隊培養的第一批國防尖端科技人才。

這一屆學員，畢德顯花費的心血最多，感情也格外深厚。身教、言教兩師范。是他，響應黨的召喚，帶著這批風華正茂的熱血青年從美麗的海濱城市大連，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國防現代化的建設中來;是他，領著一批志同道合的戰友，克服重重困難，白手起家，不計名利，建立起了我國雷達工程專業學科體系，使我國的電子工程教育在高水平上起步；是他，給青年學子知識智慧、信心和勇氣，去迎接時代的挑戰，去摘取國防通信科技的一頂頂桂冠。

畢業典禮隆重而熱烈。軍委、總部的首長來了，駐地黨政領導來了，我軍通信兵的鼻祖——王諍來了。

王諍望著這些血氣方剛，掌握了現代科技知識的新一代通信兵，心里別提有多高興。他特意走向畢德顯，握著他的手說：“畢教授，你的這些‘種子’撒出去，通信兵就會大變樣了。我代表軍委首長、代表全軍通信兵感謝您！”

畢德顯笑著說：“部長過獎了，這都是黨培養的，大家的功勞。”

是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畢德顯的理想才變成了現實，他的事業才與共和國同步發展。他為黨的教育事業國防事業生命不息，奮斗不止。